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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古代民族
作者:杨帆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年
本书是作者综合运用考古发掘资料及史籍文献对中国上古时期的诸多南方部族起源、迁徙、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由于作者长期从事云南田野考古工作,亲身参与组织了一批重大考古发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在《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自序中,作者开篇就进行了说明,这是一本立足于云南考古材料和史料,继而向中国南方、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拓展的对比研究。所以云南是本书的出发点,厘清云南的古代民族也是本书的其中一个落脚点。在对“三苗”“百越”“百濮”等中国南方古代民族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后,本书的下篇也将焦点转回云南,集中论述云南古代民族的族属问题。
杨帆先生指出,要搞清中国古代南方民族的问题,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厘清。一个是三苗的问题,一个是百越的问题,这也是本书前两篇的内容。“三苗”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三个最根本的渊源,是夏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诸多南方民族的一个泛称。将“三苗”与“苗蛮”“有苗”“群蛮”划等号实际上缩小了“三苗”的涵盖范围。三苗指的是少昊族群,炎帝族群和浑沌族群。亦即后来的越人(南支汉人),苗蛮(苗瑶民族),百濮(壮傣侗水黎)。
随后的《混淆的“百越”概念》一文首先区分了考古学文化意义和史料中不同语境下的“百越”,通过大量的史料说明,在史料中“百越”从来没有族属的概念,它是指分布于九五服制之外的地域的泛称。作者注意到古代越人的分布区,恰巧与今天所有南支汉语方言的分布区高度重合,通过考古学、语言学、基因学等几个方面入手,得出了越人不是什么少数民族,越人其实是操汉语地方方言的汉人,即南支汉人的结论。这也解释了从东南到西南如此广大的地域都有越人分布的原因,对于后续中国南方古代民族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共性,很多是因为考古学文化背后有着共同的族群;而文化间的部分差异,则是同一族群的分支及分布地域的不同或时间上的差异而表现出的不同。这是本书剖析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几何印纹陶文化、铜鼓、船棺葬、靴形刃……都是这种对比的文化符号。作者通过文化符号的关联与区别,去考察创造这些文化背后的族群,是串联起这些“有联系”但又语焉不详的文化个体的重要方法。
撰稿:石错 策划:陈一览 排版:gillian
编辑、校对:陈金珊 蒋波 图片:杨成书
审核:叶之声 陈一览